陈理：深刻理解把握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的重要依据

“十四五”时期，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这是我们党科学研判国内外形势，作出的一个全局性的重大判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①]并强调，新发展阶段，就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阶段。这在我国发展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进入新发展阶段，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的大跨越。[②]深刻理解把握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的重要依据和呈现出来的一系列阶段性特征，对于动员和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风险挑战，增强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确保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作出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的重大判断，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我们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历来高度重视科学研判国内外形势和我国所处历史方位，以此提出一个时期中心任务和制定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经验的继承和发扬

科学研判国内外形势并对发展阶段作出科学划分，历来是我们党提出一个时期中心任务和制定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前提，是我们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一条重要经验，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关键节点，洞察历史发展趋势、勇立时代潮头、引领伟大事业朝着实现伟大梦想目标不断向前推进的坚强领导核心作用。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中国革命实际，创造性地作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大论断，并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一整套基本政策，在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新中国的伟大实践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无产阶级革命将首先在若干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有着很大不同，中国是在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探索出一条适合自身实际的革命道路。具体来说，是分两步走，首先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在此基础上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此作了全面系统论述和重要的顶层设计。他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是分为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步骤[③]，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④]1945年4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进一步指出，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105年的历史，特别是国民党当政以来的18年的历史，清楚地把这个要点告诉了中国人民。[⑤]把中国革命分为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阶段，是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中国革命探索的一个重要理论成果，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中国革命问题的一个成功范例。中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反帝反封建和工业化的历史任务是相互关联、互为条件的两件大事，中国的工业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建立在完成反帝反封建历史任务的基础上。毛泽东深刻指出，一个不是贫弱的而是富强的中国，是和一个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而是独立的，不是半封建的而是自由的、民主的，不是分裂的而是统一的中国，相联结的。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国里，要想发展工业，建设国防，福利人民，求得国家的富强，多少年来多少人做过这种梦，但是一概幻灭了。[⑥]中国先进分子对此进行深刻反思，并从俄国十月革命中得到启发，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并运用这一人类最先进的科学理论来分析研究中国问题，最终找到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提出，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为苦苦探寻救亡图存出路的中国人民指明前进方向的真理力量，也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从实际出发，对中国基本国情深刻把握的实事求是探索精神。1956年3月，毛泽东同时任越南劳动党总书记长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总书记艾地谈话时，专门谈到这方面探索的艰辛历程。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论》初稿写到一半时，中国近百年历史前80年是一阶段、后20年是一阶段的看法，才逐渐明确起来，因此重新写起，经过反复修改才定了稿[⑦]。这里前80年和后20年阶段的划分，实际上也就是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划分，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认识的自觉。这种自觉，是在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包括同错误思想斗争中逐步确立起来的，是对当时党内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界限，带有“左”倾冒险色彩的“一次革命论”思想主张的正面回应和积极纠正。实践证明，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形势和发展阶段的研判，是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紧紧抓住并科学回答了“中国怎么办，中国向何处去”这一基本问题，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正确方向。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科学研判国内外形势的基础上，作出“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⑧]的重大判断，并作出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当时一个重要依据是，我们党对国际形势、特别是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有了重大调整变化。过去一段时间里，我们认为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我们好多的决策，包括一、二、三线的建设布局，“山、散、洞”的方针在内，都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仔细地观察了形势，由此得出结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⑨]。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实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程。邓小平把改革比作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⑩]。在他看来，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使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获得解放，这是革命，所以革命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11]从实际结果来看，改革开放作为新时期最鲜明的时代特征，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极大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中国人民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了一次伟大飞跃。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判断，并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作出战略安排，规划了从2020年到本世纪中叶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蓝图。我们党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深刻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发展变化，用“五个是”“三个意味着”[12]，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作出十分明确的定性定位。“五个是”的概括，明确了新时代的主题，回答了在新时代要举什么旗、走什么路，朝着什么样目标前进，揭示了新时代为什么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及新时代如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明确了新时代要完成什么任务、进行什么战略安排、实现什么目标的问题，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要完成的历史任务，就是要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明确了新时代发展的价值取向和人民立场，回答了新时代发展为了谁、依靠谁，发展成果由谁共享等基本问题，集中体现了我们党的性质宗旨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明确了新时代的宏伟目标，就是要凝聚起同心共筑中国梦的磅礴力量，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明确了新时代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深刻变化，回答了新时代中国在国际上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对人类要作出什么样贡献的问题。“三个意味着”的概括，集中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重大意义，是对“四个自信”的深刻诠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对我国新的发展阶段、发展方位的集中概括，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战略安排和规划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蓝图的基本依据。

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可以清晰地发现，对形势进行科学研判，对发展阶段作出划分，往往不是一个单纯时间意义上的概念，而是伴随着对国内外形势、我国发展条件、发展环境等方面变化的深刻把握，是新的道路、新的目标、新的任务、新的要求的提出，对统一全党全国人民思想，动员和凝聚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力量，不断把中国革命、建设、改革推向前进，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又到了一个新的关键节点。从大的方面来说，正处在“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点上，即将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将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从小的方面来说，即将顺利完成“十三五”规划，并将开始实施“十四五”规划。在这样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历史时刻，如何准确认识国际国内发展环境的新变化，准确认识我国发展处于什么样的发展阶段及其呈现出来的阶段性特征，准确认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的目标任务，准确认识我国发展进入新阶段提出的新要求，对于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至关紧要，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勇敢担负起的历史责任。

二、作出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的重大判断，是建立在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历史性大跨越基础上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为了改变中国近代以来悲惨屈辱的命运，无数仁人志士，前赴后继，顽强奋斗，努力探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少人都习惯向西看，以为要实现国家富强，需要学习西方文化及先进的技术，把中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国家。孙中山先生是中国民主革命伟大先驱，是中国近代以来现代化的先驱代表人物，他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统治，结束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打开中国进步的闸门，所著《建国方略》大手笔地勾画了振兴中国实业、实现中国现代化的蓝图，强调“铁路、道路之建筑，运河、水道之修治，商港、市街之建设”是“实业之利器”[13]，把实业建设看作是“兴国之要图”“救亡之急务”[14]。但实践证明，在没有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没有完成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的前提下，中国的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都是无法实现的。

中国革命面貌的根本改变，是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开始的，中国的工业化也才开始具有现实条件。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义无反顾地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实现中国现代化不懈奋斗的历史。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完成反帝反封建历史任务的同时，就关注到中国实现工业化的问题。1944年5月，毛泽东明确提出，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他强调，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的是没有新式工业。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敢于这样地欺负中国，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强大的工业，它欺侮我们的落后。因此，消灭这种落后，是我们全民族的任务。[15]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强调，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16]。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进一步全面规划了新中国建设蓝图。毛泽东强调，中国民族和人民要彻底解放，必须实现国家工业化[17]。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尽快改变旧中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巩固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我们党及时把中国工业化提上重要日程，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8]。新中国制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明确社会主义工业化是我们国家在过渡时期的中心任务，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中心环节，是优先发展重工业[19]。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开幕词中，毛泽东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伟大号召，明确提出“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的宏伟设想，并豪迈地表示，“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20]。周恩来在这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工业国家进一步具体化为四个方面的现代化，即“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21]。这是我们党最初提出“四个现代化”的由来。1964年12月，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周恩来进一步提出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总的说来，就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22]。“四个现代化”的规范表述于此确定下来。1975年1月，在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所作《政府工作报告》中，周恩来进一步重申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的目标[23]。邓小平后来说，四个现代化这个目标是毛主席、周总理在世时确定的[24]。这是符合历史客观实际的。1954年9月，社会主义工业化内容就正式写进新中国第一部根本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序言和总纲，成为国家意志。这对于动员和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为改变一穷二白落后面貌，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发挥了重要作用。经过艰苦努力，我们在不长时间里，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积累了宝贵经验，提供了良好条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系统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紧紧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响亮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25]的伟大号召，成功探索出一条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确道路。邓小平指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26]并创造性地借用“小康”这个富有中国传统文化意味的概念来表述“中国式的现代化”的重要思想。邓小平不仅首次以国民生产总值人均1000美元作为一个重要指标，还创造性地提出“三步走”战略来规划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路径。第一步，从1981年到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实现温饱；第二步，从1991年到20世纪末，再翻一番，达到小康；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再翻两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尽管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式的现代化还是低水平的，但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雄心壮志，反映了中国人民对实现国家富强的渴望，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懈追求。从实践结果看，中国式的现代化符合中国基本国情和发展实际，用“小康”这个富有中国传统文化意味的概念来表述中国的发展目标，也容易得到广大人民群众接受和支持，有利于动员和凝聚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共同奋斗。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进一步明确“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并自觉把“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作为紧密联系、相互衔接和逐步递进的目标任务进行总体谋划和扎实推进。早在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指出，中国已经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实现这个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27]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刻分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形势的基础上明确指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党向人民、向历史作出的庄严承诺。“十三五”时期与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时间节点高度契合，“十三五”规划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官的规划。今后5年党和国家各项任务，归结起来就是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伟大胜利，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28]这一时期，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尤其是百年一遇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发有为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战胜各种风险挑战，取得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定性成就。预计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00万亿元， 5575万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粮食年产量连续五年稳定在13000亿斤以上，城镇新增就业超过6000万人，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医疗保险覆盖超过13亿人，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近10亿人。随着“十三五”规划目标任务圆满收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在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向前迈出了新的一大步，社会主义中国以更加雄伟的身姿屹立于世界东方。

这一历史性成就的取得，含金量非常高，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按照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特别是党的十九大关于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部署，突出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取得的丰硕成果，集中反映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尤其是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目前我国在疫情防控和经济恢复上都走在世界前列，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字，前三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0.7%，经济增速年内首次由负转正，[29]全年实现正增长已成定局。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世界经济低迷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逆势上扬的发展成绩十分难能可贵，为世界经济恢复和增长注入更多动力。美国彭博社报道说，对于处于严重衰退中的世界经济来说，“这是一个重大利好消息”[30]。

“十三五”时期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所取得的决定性成就，为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特别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奠定了坚实基础，为我国发展进入新阶段提供了可靠的条件和依据。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意味着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胜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集中彰显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所具有的多方面的显著优势，又一次充分证明要完成我们的历史使命，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坚持依靠人民奋斗。14亿多人的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壮举。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不少人总以为要实现现代化，只有西方一种模式，只有西方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一种全新的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进一步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深刻道理，对于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三、作出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的重大判断，是对当前我国发展环境、发展条件深刻复杂变化科学把握的结果，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科学依据

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这一时期我国发展环境、发展条件深刻复杂变化的科学把握，具有丰富的科学内涵和鲜明的阶段性特征。

一是，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的重大判断，是对这一时期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的科学把握。

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的集中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并强调，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31]。一方面，经过长期努力，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即将胜利实现，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预计202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相当于美国的比例，从此前的67%左右进一步拉近到70%左右。另一方面，我国发展当前面临的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在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中，突出表现为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这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主要表现在，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任务仍然艰巨，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农业基础还不稳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生态环保任重道远，民生保障存在短板，社会治理还有弱项等。其中许多方面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直接相关，是制约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因素。立足于这一重要阶段性特征，“十四五”规划建议稿起草的一个总体考虑是，综合考虑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国内外发展趋势和我国发展条件，紧紧抓住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对“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作出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32]聚焦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存在的短板和弱项，把我国发展中存在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作为在“十四五”时期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过程中要着力解决的主要问题，推动我国高质量发展，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二是，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的重大判断，是对这一时期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的科学把握。

我国新发展阶段所面临的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的新矛盾新挑战，根子集中在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带来的一系列深刻复杂变化。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源于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加速演变带来的国际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以及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等的深刻调整变化，是世界经济、科技、政治、文化力量等相互作用和综合演化的结果，是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洞察世界发展大势作出的一个重大论断，集中概括了当今国际形势的深刻复杂变化。关于“百年未有”，是从时间上说的，但这只是一个概数，是说一个比较长时间范围内发生的变化，不是指哪年哪月哪日的具体时间界限。我们经常说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主要也是说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都要毫不动摇地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关于“大变局”，是从程度上说的，是指这样一种变化，不是某方面的具体的变化，而是涉及整个世界格局的深刻变化，是一种革命性的变化。冷战结束以后，国际力量对比的基本形势是：西强东弱，北富南贫。资本主义还在发展，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处于低潮；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军事等方面占有巨大优势，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进程中还面临许多困难。[33]21世纪以来，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迅速崛起，经济总量在全球占比接近40%，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80%，国际力量对比出现“东升西降”的历史性变化[34]。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快速发展，尤其是新中国70多年来创造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今天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心，深刻改变世界经济版图，也深刻改变世界政治版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大成功，是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形成的重要因素和重要标志，并将很大程度决定这个大变局的未来走向。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胸怀两个大局，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一个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我们谋划工作的基本出发点[35]。这对于我们进一步理解把握我国新发展阶段面临的复杂环境和条件，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具体来说，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当今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尤其是百年一遇的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加剧这种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加速了大变局的演变。2016年6月，英国公投“脱欧”。2017年1月，美国特朗普总统上台后提出“美国优先”，大搞贸易保护主义，甚至频频“退群毁约”，刻意对我国发展进行打压遏制。国际环境出现了许多复杂深刻的变化，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民粹主义等抬头，世界经济低迷，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幅萎缩，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和考验。但另一方面，也要清楚地看到，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改变，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潮流没有也不可能逆转。从长远看，经济全球化仍是历史潮流，各国分工合作、互利共赢是长期趋势，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是一种大趋势。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经济彼此依存，利益交融前所未有，国际社会越来越普遍地认识到，面对全球性的挑战和困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才是人间正道。不久前，涵盖东盟10国和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中国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正式签署，为此作了一个有说服力的注脚。

这要求我们在把握这个大变局时，要有辩证的观点，既要看到挑战，也要看到机遇，尤其是要看到危中有机，危可转机。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时指出，进入新发展阶段，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既带来一系列新机遇，也带来一系列新挑战，是危机并存、危中有机、危可转机。我们要辩证认识和把握国内外大势，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展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勇于开顶风船，善于转危为机，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36]最重要的还是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37]。

三是，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的重大判断，是对这一时期我国重要战略期及机遇和挑战新的发展变化的科学把握。

关于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的重大判断，是党的十六大上正式提出来的。当时认为，综观全局，21世纪头20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38]。这是我们党基于当时国内外形势深刻复杂变化作出的重要判断，是冷战结束以后，我们党根据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趋势深入发展和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的新形势，提出来的[39]。总的判断是，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趋势在曲折中发展，维护和平、制约战争、牵制霸权的因素不断增长，国际形势总体对我国有利，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国际环境和良好周边环境是可以实现的，本世纪头20年是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40]。具体来说，作出重要战略机遇期重大判断的深刻依据，既有冷战结束，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趋势深入发展和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基本面是“机遇和挑战并存，但机遇大于挑战”，可以“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国际环境”[41]等重要因素，同时还有一个重要因素，这就是经过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我们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第二步目标，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42]。我国由此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为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开始实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奠定了坚实基础。党的十六大关于我们要在本世纪头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目标任务，[43]就是在这个坚实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这同样是形成我国重要战略机遇期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基本条件。

20年过去了，这个重要战略机遇期是否仍然存在？如果还存在，又有什么新的变化？这是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首先要回答的一个重大问题。“十四五”规划建议明确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44]。这是我们党根据我国新发展阶段世情国情发展变化作出的一个重大判断，是有着深刻依据的。

一方面，我国发展之所以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这是因为，我国发展环境尽管面临深刻复杂变化，但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存在的基本条件和我国发展机遇大于挑战的基本面并没有因为这些变化而发生根本性改变。这些基本条件，既包括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同时也包括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制度优势显著，治理效能提升，经济长期向好，物质基础雄厚，人力资源丰富，市场空间广阔，发展韧性强劲，社会大局稳定，继续发展具有多方面优势和条件[45]。无论是从国际环境看，还是从国内环境看，这些得以形成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基本条件依然存在，没有发生根本改变。

另一方面，我国发展机遇和挑战之所以有新的发展变化，这是因为，从世界多极化的表现看，世界多极化趋势仍在继续发展，但多边和单边、公平正义和霸权主义之争仍然在继续，有时甚至十分尖锐。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同百年一遇新冠肺炎疫情等叠加影响，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更加需要本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和践行多边主义，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但世界多极化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从经济全球化的大势看，经济全球化是客观现实，是历史潮流，但经济全球化遇到一些曲折困难。面对经济全球化的逆流和回头浪，更加需要我们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直面解决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坚定不移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大势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推进，正在迎来新一轮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对人类文明演进和全球治理体系发展产生深刻影响，更加需要我们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性机遇，着力解决我国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努力实现更多“从0到1”的突破。从时代潮流和主题看，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潮流，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变，各国人民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期待更加强烈，但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仍相互交织，世纪疫情和百年变局叠加，人类发展仍面临严峻安全挑战，更加需要我们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总之，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面临的仍将是一个机遇和挑战并存、机遇大于挑战的环境，一个总体上有利于我们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但不利因素也将进一步增多的环境，机遇和挑战前所未有，但危中有机，危可转机，时与势在我们一边。我们要胸怀两个大局，主动适应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机遇和挑战的新的发展变化，积极维护和用好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充分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善于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抓住机遇，应对挑战，趋利避害，下好先手棋，赢得发展主动权，更好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四、作出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的重大判断，对新的发展目标任务进行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乎历史和逻辑发展的结果，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客观要求，将进一步更好地动员和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实现中国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一以贯之、接续奋斗的伟大实践。我们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总是根据时代形势和条件变化、根据人民意愿和事业发展需要，制定出适应时代、符合客观实际的发展目标作为战略指引，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大目标，一茬接着一茬干，一棒接着一棒跑，把党和国家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以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怀着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实现中国现代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接过历史的接力棒，奋发有为地担负起带领全党全国人民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重任。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郑重表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共同为之努力。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一定要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把我们的党建设好，团结全体中华儿女把我们国家建设好，把我们民族发展好，继续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奋勇前进。[46]

随着“十三五”规划如期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即将如期实现，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但行百里者半九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全党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既是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不屈不挠长期奋斗取得的辉煌成就，更是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起航新征程、扬帆再出发的新的动员。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向全党郑重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毛泽东由此提出“两个务必”重要思想，要求全党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47]。这对我们今天仍有十分重要的启示和指导意义。

按照党的十九大的战略部署，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基础上，我们还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48]。“十四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对于确保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十分重要。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着眼长远、把握大势，坚持中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相贯通，把“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行有机衔接，把短期、中期、长期发展目标衔接协调统一起来，对“十四五”发展和2035年远景目标进行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既把“十四五”经济社会发展作为重点，明确未来5年我国发展的主要目标、优先领域、重点任务，又对2035年远景目标进行展望衔接协调，擘画了从“十四五”时期到2035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宏伟蓝图。

明确了“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指导方针和主要目标。强调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强调“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坚持系统观念的原则。其中，坚持系统观念是第一次在党的正式文件中提出，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是对我们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系统谋划、统筹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根据新的实践需要，形成一系列新布局和新方略，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取得历史性成就的伟大实践和宝贵经验的深刻总结，适应了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经济社会发展中矛盾错综复杂，必须从系统观念出发加以谋划和解决，全面协调推动各领域工作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需要，反映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体现了我们党驾驭复杂局面的非凡能力和治国理政的高超领导艺术。

规划了2035年远景目标。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十四五”规划与2035年远景目标统筹考虑，对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进行战略规划。从中不难发现，关于2035年远景目标的规划，较之党的十九大对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安排，许多方面又明显提高了一步。其中，既有不少新增加的内容，比如，明确提出“经济总量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将再迈上新的大台阶，关键核心技术实现重大突破”，“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建成文化强国、教育强国、人才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明显增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平安中国建设达到更高水平，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人民生活更加美好”，[49]等等，都是对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任务新增加的重要内容；也有对原来目标任务进一步提高了发展要求，比如，将原来“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将大幅跃升”提升为“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将大幅跃升”，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实现”提升为“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提升为“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50]等等。这些新增加的重要内容和对原来目标任务提出的更高要求，都是实质性的变化调整，是在党的十九大把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时间提前15年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提出新的更高要求，规划描绘了中国现代化建设更加美好的前景，集中反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担当。

突出新发展理念的引领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四五”规划建议的说明中指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仍然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必须强调的是，新时代新阶段的发展必须贯彻新发展理念，必须是高质量发展。[51]这一重要思想在规划建议中得到充分体现，在“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指导思想中，突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在“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中，突出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强调把新发展理念贯穿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构建新发展格局，切实转变发展方式，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而且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首要原则中，也突出强调不断提高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能力和水平，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根本保证；在“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的重点任务中，十二个方面的重点领域的思路和重点工作以及作出的工作部署，总体上是按照新发展理念的内涵来组织的，不仅设置专章“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全面塑造发展新优势”，而且把它位列十二项规划任务之首进行规划部署，强调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加快建设科技强国。这在我们党编制五年规划建议历史上是第一次，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创新发展的高度重视，对贯彻新发展理念的高度自觉，进一步科学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这一重大问题。

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这是我们党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也是“十四五”时期乃至今后更长一个时期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之举。2020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明确提出，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52]。稍后，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又进一步论述提出这一新发展格局的基本考虑，既充分肯定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外部环境下，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对我国快速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又深刻指出在当前保护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市场萎缩的外部环境下，我们必须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通过繁荣国内经济、畅通国内大循环为我国经济发展增添动力，带动世界经济复苏[53]。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作“十四五”规划建议说明时，习近平总书记又全面系统论述了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深刻依据和重大意义，并对如何构建新发展格局提出明确要求，强调构建新发展格局，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形成国民经济良性循环。要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方向，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打通经济循环堵点，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完整性，使国内市场成为最终需求的主要来源，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新发展格局绝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推动形成宏大顺畅的国内经济循环，就能更好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满足国内需求，又提升我国产业技术发展水平，形成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54]这些重要思想，为构建我国新发展格局指明了正确方向和实现路径，在“十四五”规划建议中同样得到很好的贯彻。规划建议专门设置一个专章对“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进行规划部署，强调畅通国内大循环，依托强大国内市场，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打破行业垄断和地方保护，形成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强调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立足国内大循环，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强调全面促进消费，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强调拓展投资空间，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

总之，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是现实的，又是指向未来的，既体现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又反映新的发展要求。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站在“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点上，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筹考虑未来一个时期国内外发展趋势和我国发展条件，立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展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和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重点研究“十四五”规划问题，科学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纲领性文件，是今后5年乃至更长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行动指南，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我国新发展阶段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进军令和动员令，对于激励和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引导全社会汇聚共识、凝聚力量，同心同德、顽强奋斗，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胜利，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将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

（本文作者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学术和编审委员会主任）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202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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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习近平：《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0年8月25日。

[②] 《高远务实的时代擘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侧记》，《人民日报》2020年10月31日。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66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3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80页。

[⑥]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80页。

[⑦]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5页。

[⑧]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08页。

[⑨]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26—127页。

[⑩]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3页。

[11]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0页。

[12]参见《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7—8页。

[13] 《孙中山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51页。

[14] 《孙中山选集》（上），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99页。

[15]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46—147页。

[16]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81页。

[17]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23页。

[18]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348—349页。

[19]李富春：《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在一九五五年七月五日至六日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之一）》，《人民日报》1955年7月8日。

[20] 《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50页。

[21] 《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32页。

[22]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39页。

[23]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79页。

[24]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7页。

[25]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页。

[26]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3页。

[27] 《习近平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4页。

[28]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71页。

[29] 《中国经济延续稳定恢复态势》，《人民日报》2020年10月20日。

[30] 《“中国经济增长将带动世界经济复苏”——国际社会积极评价中国经济延续稳定恢复态势》，《人民日报》2020年10月21日。

[31]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8页。

[32]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78页。

[33] 《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57页。

[34]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中国制度面对面》，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223页。

[35]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77页。

[36]习近平：《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0年8月25日。

[37]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第77页。

[38] 《江泽民文选》第3卷，第 542页。

[39]参见《胡锦涛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86页。

[40] 《胡锦涛文选》第2卷，第503页。

[41] 《胡锦涛文选》第2卷，第86页。

[42] 《江泽民文选》第3卷，第542页。

[43] 《江泽民文选》第3卷，第543页。

[44]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第20页。

[45]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第20—21页。

[46]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84页。

[47]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38—1439页。

[48]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20页。

[49]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第22—23页。

[50]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20页；《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第22—23页。

[51]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第80页。

[52] 《坚持用全面辩证长远眼光分析经济形势 努力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人民日报》2020年5月24日。

[53]习近平：《在企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0年7月22日。

[54]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第 81—82页。